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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尊春秋晚期
上海博物馆藏
7月15日，
全省文博讲解大赛决赛在山西博物院举行，
省内各大博物馆30名选手，
参加了比赛。
其中，
来自大同市博物馆的文慧
以97.66分的得分挺进前五强。
她参赛的题目是：
以牺尊之美耀盛世中华
▲大同市博物馆的文慧在决赛中表现抢眼
方天戟文慧所提到的这件牺尊，
是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它于年在山西省浑源县李峪村出土，
同时出土的尚有一大批造型奇特的青铜器，
即名闻遐迩的——
浑源彝器
这批青铜器造型优美，
工艺精巧别致，纹饰具有独特风格，
出土后即引起世人瞩目。
因为生逢乱世，
这批瑰丽的青铜器饱经劫难，
大部分流散于海外，
国内仅存少数，
部分珍品为上海博物馆所藏。
牺尊，
即是浑源彝器群中最为杰出的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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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牺尊春秋晚期
上海博物馆藏
上世纪三十年代，
关于李峪青铜器的学术性文章，
用力最深者，
国外当推日本梅原末治《战国式铜器之研究》（），
国内当推商承祚的《浑源彝器图》（），
以致中国学者论李峪铜器所引述的资料多为商氏，
世界学者则多参考梅原氏，
并无何人提及高去寻。
实际上，
高氏于年撰写的北京大学毕业论文：
李峪出土铜器及其相关问题
较商氏、梅原氏远为精详，
仅因未公开发表而不为人知也。
高氏在撰写此文时，
共参考过中外41位作者的64篇学术论文，
以敏锐及辽阔的治学眼光，
将李峪铜器从多个方面抽丝剥茧，
判断其既非秦始皇祭祀山川的秦器，
又非赵武灵王的遗物，
应是赵国贵族墓葬的随葬品。
经过分析，
他认为李峪墓葬与出土器物
属于春秋末年以来兴起之新型，
应是公元前四五世纪之间的遗物。
同时指出，
部分李峪铜器的动物纹、绳纹，
受到欧亚草原带“斯克泰·西伯利亚”文化影响。
今天看来，
此文仍不失为研究李峪铜器的巅峰之作。
▲牺尊春秋晚期
上海博物馆藏
李峪出土铜器及其相关之问题（上）
高去寻遗著
中国学者研究中国青铜时代极具特色的青铜礼器，素有长久的传统，但多集中在中国境内青铜器的转变，对于境外的影响或关系则很少注意。本文利用年山西北部浑源县李峪村出土的一批铜器，讨论其性质，尤其针对西方学者提出的司克泰西伯利亚艺术（Scytho-SiberianArt）与中国文物的关系，加以解答。
本文先确定所谓的李峪铜器，外国学者已著录者计19件，留在中国而见诸报刊者19件，共38件，作为本文讨论的基本资料。第二，分析这批青铜器的功能，作者驳斥西方学者当时流行的秦始皇祭祀恒山之说，而肯定是墓葬殉物，但不认为属于赵武灵王之遗物。第三论述铜器形制和文饰的特征，掌握这批青铜器的基本定位——与殷商西周截然不同，非春秋中叶以前之物。第四部分根据新郑郑墓和寿县楚墓的出土物，推定李峪墓葬当在公元前四、五世纪之间，器物大抵也属于这个时代。最后讨论所谓司克泰和南西伯利亚等外来文化的问题，作者虽然不像西方有些学者过分强调李峪铜器出自司克泰西伯利亚艺术，不过他从铜器装饰的绳纹（包括纫纹、纠纹和瓣纹），承认中国铜器显然受到欧亚草原上文物的影响。
▲镶嵌龙纹方壶春秋晚期
大同市浑源县李峪村出土
上海博物馆藏
引言
中国古代之铜器，于历代著录内，大都从形式上分为殷周器与汉器两大类。此种分类本创自宋《博古图》而为历代学者所沿袭，即近世外人之治斯学者，亦多宗此准绳。然吾人如就实物对照观察，每觉前者大都器形极端严肃庄重，而饰以所谓饕餮夔龙等诸多奇特之图文；后者器形则具轻快意味，质地亦薄，且多数无文饰，其具文饰者亦与前者完全异趣。如更据学术上之考察，则觉此种分类似太粗疏，因此二者间之作风既有显著之不同，其工艺上之演进似太突然。故何以如彼之“殷周式”一变而为如此之“汉式”，其间有无过渡式之存在，如有之则此过渡式又将何似，乃成为过去学者间最注意之问题。实则所谓“殷周式”与“汉式”之间，有一段过渡期之文物，于历代著录内或列于周或列于汉。此种漫无标的之区分，影响学术上之研究颇巨。否则如罗斯陀夫柴夫（M.Rostovtzeff）所著《汉代之镶嵌铜器》（InlaidBronzesoftheHanDynasty）即不致将少许可断为过渡期物者尽属之汉器矣。
近十余年来国内古器物学日渐发达，已知注意器物形制文饰之研究，而去年出版之著录内仍有曰“周某某器”、“汉某某器”者。此种著录归属器物之年代，虽大体上已较古人之错误为少，然终未出其心目中之标的以告人。近来外人虽有将此过渡期物命名为“秦式”者，然此种名称之出发点即根本错误，且其所属之时代亦无清楚之分界。前年（）在瑞典京城开第十三次艺术史国际会时，瑞典学者曾将中国出土铜器，外人称为“秦式”者，更名为“淮式”（HuaiStyle）[1]，其时代约定自公元前七世纪或六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此种据艺术史之目光，于具有千余年历史之中国古铜器内，更划出一新形式，归属于一时代内，固已较历代之著录为进步，又称此一新形式为“淮式”，亦较“秦式”稍恰当；然其于学术上之价值如何，尚待精细之研究。至于“淮式”之时代，似当更有清楚之分界，至少其终止之时，是否完全包括公元前三世纪，或尚在以后，仍有问题。因吾人今日所知之淮式器物，其可确断年代者，最晩亦不过公元前年，此后秦始皇统一天下，及楚汉之际之铜容器，究竟属何形式，仍为十余年来学者间亟盼有所发见者。
近二十年来地不爱宝，古器物之出土几乎日有所闻。吾人苟非健忘即当犹忆于新郑发见古器物哄动全中国之年，亦适有李峪出土之一部份古器物悄悄流往国外。数年之后，即由欧陆播出“秦器”及“秦式”之呼声。此种呼声不啻于学术界中投以一极大之兴奋剂。因当时一般学者，每以秦之年月最短，于文物上不能放何异彩；而此秦器之发见，实大震人听闻。虽然此种发见未尽如外人之所期望，但于中国古器物学上之地位确极重要。其原因有二：一、此种器物发见后，于研究中国古器物学上，与以新的启示，于理解所谓殷周式、汉式之推移上之困难减少；因而产生“秦式”“淮式”“周末式”之说法。二、自二十世纪以来，外人曾唱中国周代铜器艺术乃源于司克泰艺术（ScythicArt）之说，自此种器物发见后，于此种学说可与（编者编，应为予）以无情之打击；又所谓司克泰西伯利亚艺术（Scytho-SiberianArt）与中国文物之关系，稍得窥其涯略，正确之解答稍露端倪。
李峪出土之器物，于中国古器物学上及文化史上之地位，虽极重要，而吾人所得目睹者，向不过其一部份已流往国外者之少数图影而已。中国人于此向少注意。学者间即偶有引论亦论而不详，且不无微疵。
浑源有铜器群之发见已久震人耳鼓。今[2]春闻马叔平先生藏有此铜器群之照片，不胜惊喜，既得寓目，更有所出意外，即此铜器群实与所谓“秦器”者同为李峪出土物之一部份，而向不为世人所知者。近日盛传此铜器群尚秘存北平东交民巷某处。平市报纸亦连载将收归国有之消息。果尔吾人能得亲见实物，则于中国古代良工手迹之认识，胜徒弄影片不知若干倍矣。所可憾者，吾人今日于李峪遗物不论在国内或国外者，即其图影亦不得尽睹。今仅以管窥所及，略加考察，披露于此，俾供治斯学者之捃摭，固未可以研究目之也。
▲四虎蟠龙纹豆春秋晚期
大同市浑源县李峪村出土
上海博物馆藏
遗物及其出土之时
甲、李峪之所在
古代遗物出土之地点，于考古学上之关系极大固不待言。然历来中国古物之出土，非由于奸人之盗掘，即由于偶然之发见，多非经学术上之发掘者。此种遗物出土情形与在地下之层位皆不明了，实失考古学研究上最大之关键。故自宋以来，学者间仅据遗物出土地点在历史上之沿革，以考订遗物年代之方法，不为近世科学的考古家所取。实则此种方法在不得已情形下，应用于有史时代之考古，有时亦大有裨益，但终多危险耳。近来国内学术发掘虽日渐兴起，而多数遗物之出土，仍不脱以上之情形，故此种方法因仍为学者间所沿袭。过去于李峪遗物时代之考订，国内学者亦多仅据其出土地点在历史上之沿革以为说。
先是于民国十二年（）法国古董商人王涅克（W.L.Wannieck）搜求中国古代之工艺品于华北各地，适于是年李峪人发见古代遗物群（插图一）[3]，为氏所闻，遂购得其一部份携归巴黎，于民国十三年陈列于Cernuschi博物院公开展览。王涅克并据当地人之传说，谓此遗物乃秦始皇二十八年（B.C.）巡狩各地，于此祭祀山川所埋藏，因名之为“秦器”。于是“秦器”一名遂噪于世，Li-yü一地名亦传闻于各国。欧陆之治中国古器物学者，亦多轻信其说而雷同之，遂产生“秦式”铜器之说。然此所谓“秦器”者之出土地，不知何故在东方，如国人徐中舒先生及郭沫若氏，日人小川琢治、梅原末治皆以为在归化城地方。余去岁发表《殷商铜器之探讨》[4]时亦信此而未加深察。最近则更有袭梅原之误，谓其出于山西之归化城者。又数年前徐先生曾据此出土地，推断其时代曰：
“据此所谓秦器之说本无若何根据，而归化城遗物亦当为赵器。归化即赵之云中也。其地在元前三百年始入中国版图。《史记·赵世家》载武灵王二十六年（元前年）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武灵王取得此地后即视为边疆重镇，身居其地。《韩非子·喻老篇》云：“主父生传其邦，离其辎重者也，故虽有代、云中之乐，超然已无赵矣。”《史记·赵世家》载此事较详，其辞曰：“武灵王自号主父，欲立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据此则归化铜器即武灵王遗物也。传说以为秦始皇祭器，全不可信。《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巡狩所经甚详，独无巡行云中之事。而秦时所开通路亦仅自甘泉至云阳，蒙恬将三十万众居上郡，其地皆远在云中之南。是秦人于此似无遗迹可言。”[5]
徐先生非秦器说，而论为赵器，于其时代之问题上贡献极大。唯徐先生于三年前认这所谓“秦器”者乃赵武灵王遗物之说，最近似已放弃，而仍为学者间所信赖，是以李峪之所在，今不可不辨。
▲插图一：浑源县李峪村位置示意图
王涅克本为古物之转贩者，于李峪遗物并无著述公布于世。彼所谓“秦器”者首先于法人狄柴克（H.dArdennedeTizac）之《中国古典艺术》（LartChinoisClassique）言之较详，但未声言李峪之所在。日人滨田耕作于其《东亚文化之黎明》仅云李峪在山西大同附近。瑞典人西仑（O.Sirén）于其《中国古代艺术史·史前与先汉卷》（AHistoryofEarlyChineseArt—ThePrehistoricandPre-HanPeriods）仅云李峪在山西北部恒山脚下。如此则不待库波（A.J.Koop）之《中国古代青铜器》（EarlyChineseBronzes）云山西浑源县李峪村，吾人已了然其所在矣[6]。考诸《浑源州志》，去今治城西南十余里，有李峪村，背浑水，面翠屏山，去恒山主峰不过二三十里。[7]北去大同城约百二十里，实即所谓“秦器”者之出土地也。
▲环耳鼎春秋晚期
大同市浑源县李峪村出土
上海博物馆藏
乙、所谓“秦器”
王涅克所得之李峪遗物，今由梅原末治之《论所谓秦铜器》一文[8]，知以铜器为最多，漆器、玉器、陶器、骨角质弓弭、子安贝等次之。铜器之中以容器为多，其余则为附属具、带钩、戈、剑、辖、轊、衔、衔板等。此等器物已多由王涅克之手分售于英、法、德、瑞典各收藏家，或博物院。今日管窥所及者仅狄柴克之《中国古典艺术》，库波之《中国古代青铜器》，西仑之《中国古代艺术史》，梅原末治之《支那古铜精华》，及《远东古物馆杂志》（TheBulletinoftheMuseumofFarEasternAntiquities）第六期所载而已。其他著述内即有称引，约亦不出以上五书之所有。今综合此五书所载，计见[9]：
卧兽饰盖蟠螭纹长鼎（图一）。
禽兽饰盖蟠螭纹圆鼎（图二）。
浮雕禽兽鱼鳖饰蟠螭纹有脚残盘（图三）。
上一盘之足（图四）。
阴文动物纹饰附耳蟠螭纹残盘（图五）
蟠螭纹绳纹匜（图六）
蟠螭纹绳纹变形桓文鑑（？）之残片（图七）
水禽饰盖蟠螭纹?（图八）
浮雕兽饰蟠螭纹水禽纹残壶之二附饰怪兽（图九）
变形敦（图一〇）
卧兽饰蟠螭纹鼎残盖（图一一，此乃图二二之鼎盖）
兽面饰蟠螭纹菱纹匕（图一二）
透雕匕形器（图一三）
少卢剑（图一四）
兽首饰盖镶嵌纹鼎（图一五）
提链结绳纹卣（壶）（图一六）
附盖双环耳壶（图一七）
附盖双环耳三角形足容器（图一八）
怪兽尊（图一九）
此外如王涅克所得之漆器、玉器、骨角器、陶器、子安贝及铜带钩、戈头、衔、衔板等之形式如何，今即其图影亦不可见。余颇觉此类器物多为当时实用之物，于研究全部李峪遗物之性质、时代及文化上之色彩，较上列诸铜器或尤为重要，而今不得稍窥其一二，诚为憾事。然上列之诸铜器虽未尽王涅克之所得，而于外人所谓“秦器”者之形制文饰，亦可窥其梗概。
丙、所谓“浑源器”
数年前国内即有山西浑源县发见铜器群之传说。今春既得见马叔平先生所藏之影片，又探悉去岁浑源人麻席珍君来平，将此种器物图影发表于北平《晨报》之画刊，共十八帧如马先生所藏。麻君于各器物图影下并附有其高度色泽文饰之说明。虽其于器物及文饰之名称多可商榷之处，但亦可使吾人于所谓浑源器有较清晰之认识。
今据此十八帧图影计有：
兽头饰嵌珠文鼎（图二〇）。
卧兽饰盖蟠螭纹款足鼎（图二一）。
失盖蟠螭纹款足鼎（图二二）。
失盖蟠螭纹折足鼎（图二三）[10]。
附盖环耳素文豆（图二四a/b）[11]。
附盖饰虎蟠螭纹豆（图二五a/b）[12]。
兽头饰盖素文?（图二六a/b）[13]。
穿鼻三孔牺尊（图二七）。
怪兽尊（图二八）。
浮雕兽饰蟠螭纹禽纹壶（图二九）[14]。
附盖四耳素文壶（图三〇a/b）[15]。
嵌石纹结绳纹罍（图三一）。
附盖双环耳三角形足容器（图三二）。
变形敦之半器（图三三）。
甗下器（图三四）。
动物纹饰蟠螭纹盘（图三五）
辖（图三六上）。
轊饰器（图三六下）
衔（图三七）
然据余所探悉，此铜器群现藏北平东交民巷内某处。其实数并不仅此。或云共二十余事，或云三十余事，其详不得知。如怪兽尊，据麻君云当时出土有四，现存国内者有二，而吾人所见者仅一，或以其形制文饰全相同耳。
丁、“秦器”与“浑源器”之关系
上所列举之“浑源器”学者多以为与所谓“秦器”者无关，此或因尚不悉王涅克所得者之真确出土地。麻君于其说明中谓“浑源器”于民国十二年出土于浑源县之李家村。今考诸各《浑源州志》，并无李家村。此李家村盖为李峪村之误，或其俗称。西仑云王涅克曾言当时李峪村出土铜器本极多，氏所购得者乃其一部分，其余仍留该地。今则所谓“浑源器”非第与所谓“秦器”者出土之时间、地址尽同，且两者间更有形制文饰极端相同之器物，如怪兽尊、变形敦、及附盖环耳三足铜容器等，据此则两者本同属于一遗物群内，其为王涅克所携走者，即噪于世之“秦器”，尚存国内者即盛传将收归国有之“浑源器”也。
戊、《贞松堂集古遗文》中二器
1.“吉日壬午剑”一具
上举秦器之一铜剑（图一四），本见于西仑《中国古代艺术史》第九十六图。其腊面上错金成文，但多不清晰。今可见者仅其一面。铭文最末三字可辨出来“之少”。《贞松堂集古遗文》十二卷二十页，有所谓“吉日壬午剑”一具。不见器形。其铭曰：“吉日壬午，乍为元用，玄镠镈吕。朕余名之，胃之少。”罗振玉云：“往岁见之都肆，错金成文。”郭沫若氏于《古代铭刻汇考续编》谓此剑与上一剑盖同时所铸，同时出土者。今春郭氏出版之《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载有所谓“吉日剑”二具。其一即西仑著录内所载，另一谓乃美京所藏。此藏美京之剑，可得见其两面，其腊上之金错铭文，尚隐约可辨，与罗氏所著者全同，又字体亦与罗氏所摹写者惟妙惟肖，尤以最末一字所残损处为甚。此剑盖即罗氏所见于都肆者。今再就两剑之刑制文饰观察，亦极相同。据此则郭氏谓乃同时所铸，同时出土者盖无误。
又郭氏、罗氏之称此两剑曰“吉日剑”或“吉日壬午剑”也，盖以不识其最末一字故。此两剑铭文最末一字皆有泐灭处，实则当如形。吾友张政烺先生曰：
2.“鱼鼎匕”一具
《贞松堂集古遗文》十一卷十页有所谓“鱼鼎匕”一器，柄上端已折去，所存铭文约37字。据郭沫若氏所释，亦当为韵文[16]。罗振玉云：“此匕数年前出山西，予初见之都市，仅见金书十余言，讶为奇物，亟以重金购归。”又其于《丁戊稿》中跋曰：“此匕数年前出山西浑源州。”有告余者谓此匕亦当为余所谓李峪出土铜器之一，而流入罗氏之手。今察此匕铭文字体与少卢剑者极相近，亦同为金错之韵文，又其形制与上举秦器中之“浮雕兽面饰蟠螭纹匕”相同。其作成之时代盖与李峪遗物同时。又李峪遗物群出土之前，不见浑源有出土品于历代之著录，此遗物群出土后，亦未闻于浑源更有所发见，《集古遗文》之编录在此遗物群出土后已五年，因而余心目中颇觉此匕有属于此遗物群之可能。然此匕之时代，虽与李峪遗物同，而于其出土之时地仅知“数年前出山西浑源州”一语，如即遽列本题之内，终嫌证据不足。
节选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本，第四分
出版日期：年12月
▲蟠蛇纹鼎春秋晚期
大同市浑源县李峪村出土
上海博物馆藏
▲镶嵌兽纹敦（duì）春秋晚期大同市浑源县李峪村出土上海博物馆藏▲镶嵌龙纹鼎春秋晚期
大同市浑源县李峪村出土
上海博物馆藏
▲双龙络纹罍春秋晚期
大同市浑源县李峪村出土
上海博物馆藏
▲蟠螭纹青铜豆东周
大同市浑源县李峪村出土
大同市博物馆藏
▲鸟兽龙纹壶春秋晚期大同市浑源县李峪村出土上海博物馆藏注释
*高先生原稿前记云：
本文乃二十四年六月在母校求学时所写，去今虽已四载，然余之管见仍无若干改动；唯于李峪铜器所受外来文化影响之问题，先是以其少许文饰可见于诸多属于Scytho-SiberianArt之遗物中，后者又有若干器物作成之时代确早于前者，因疑前者之有此当受后者之影响，但此有关于当时中国全部文物之文饰问题，未敢立作坚强之断言，今日则于文内改为肯定之语气。此种见解之改变实发生于读高本汉（B.Karlgren）近著之“NewStudiesonChineseBronzes”（载瑞典《远东古物馆杂志》第九期，出版）一文之后。又写作本文之时，曾蒙导师傅孟真先生诸多指教，今日付梓前，又承梁思永师审阅一遍，并此深致谢意。二十七年十二月作者附识于昆明棕皮营村。
**本文经杜正胜整理，凡整理附注皆加“*”等符号或“正胜按”，以与原稿区别。整理者代作摘要，增补引用书目，重编附图，注明出处，以便查核。附图参酌梅原末治的《战国式铜器的研究》《欧米蒐储支那古铜精华》以及其他相关书籍，部分图版承蒙上海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惠允刊印，特此致谢。整理者并作后记，略述原委及此文在学术史与当今研究的意义，以供读者参考。
[1]见TheBulletinoftheMuseumofFarEasternAntiquities第六期所载之"TheExhibitionofEarlyChineseBronzes"。
[2]*本文初稿作于民国二十四年（），二十七年修订定稿，此处的“今春”仍指二十四年。
[3]*增补浑源县及李峪村位置示意图。
[4]**高去寻，《殷商铜器之探讨》，《史学论丛》册一（北平：北京大学历史系潜社，）。
[5]见徐中舒先生之《骉氏编钟图释》。正胜按，5页下—6页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七，。
[6]*deTizac之说见其著第九章，尤其是—页；滨田耕作，见其著56页（汪馥泉中译）；Siren见其著65—67页；Koop见其著8页。
[7]**《浑源州志》卷二城池“李峪口”云：“在城西南十五里，南通代州，北楼口有李峪村堡。”
[8]见日本三田史学会所出《史学》10.3（）。正胜按，梅原末治，《所谓秦铜器就》，《史学》10.3（）。
[9]*以下附图整理者参用其他图录，序号重排，后面正文之图亦随之校改。高先生原稿有的只列器名而未附图，整理时亦加以补足。
[10]*原稿未附图，兹据器名补。
[11]**a是高先生的原照片，镶嵌红铜狩猎文，原称“素文豆”，疑照片不清之误，当正名为“镶嵌红铜狩猎文豆”；b今存上海博物馆，器盖抓手据云入馆以前已修补。
[12]此器之图影后面，马叔平先生书一?字，麻君称之为豆，盖豆之折足者。正胜按，此器原残（图二五a），年代中期上海博物馆修补足部（即把手，图二五b）。
[13]***原稿云兽头饰盖素文?，疑为不清楚的图版所误，或因未经处理之故。a是原图，b为上海博物馆今藏之器范，鸟头饰，盖、腹皆有虎纹。
[14]原稿作“残壶”，兹正之。
[15]原稿称素文壶，可能是照片不清，也可能新出土未经处理。此器可能即今存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镶嵌兽文壶，见图三〇b。
[16]见郭沫若，《金文丛考》（东京：文求堂书店，）中《韵读补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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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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