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军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朝鲜王朝从17—19世纪流行一类奇怪的圆形《天下图》，它由两重大陆和两重大海相互套叠而成，其图形、布局和地名大致相同，具有相当的稳定性。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此类图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众说纷纭，其真相一直处在扑朔迷离之中。本文在对学术史进行了细密的梳理和辩证之后，从三个方面尝试对《天下图》进行最新解读。
《天下图》《山海经》《山海舆地全图》《五岳真形图》昆仑山?长白山引子：一张奇怪的肖像
年，法国东方学家莫里斯·古朗（MauriceCourant）在《朝鲜书目》（Bibliographiecoréenne）一书的第二卷，复制了一幅称为《天下诸国图》的18世纪朝鲜“世界地图”[1]（图1）。这是一幅圆形地图，很容易让人想起西方的一类被称作“寰宇图”（mappamundi或mappemondes）的地图，又称“T-O图”（T-OChart）或“轮形地图”（CircularMap），其形状约等于字母“T”和“O”的组合——“O”代表当时已知的世界，“T”代表将欧亚非三洲分开的水域，主要流行于中世纪。[2]尽管《天下诸国图》并不是一幅真正的“T-O图”，但它确实予人以一种十分古老的感觉。朝鲜学者李益习早在此前三年，即已断言此类图的年代“漫漶而不可追索”[3]。古朗的复制是一幅彩绘稿本的黑白图像，原图已不知去向。正好现藏于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的一张彩绘设色图（图2）与之十分相像，可以借此来仔细端详一下。
图1ˉ天下诸国图ˉ原图设色ˉ约18世纪下半叶ˉ法国学者古朗收藏
图2ˉ天下诸国图ˉ纸本设色ˉ约18世纪下半叶ˉ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
两张图都在右上角署名《天下诸国图》，下注小字“一百五十三国”。然后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地图约略呈苹果状的形体，和它犹如苹果被从中间剖开的内部结构。在最外面的果皮部分，是一圈用蓝色表示的大海，海上只在东西两端有两个孤岛。东面的岛上有两棵交叉在一起的连理树，写着“日之所出”和“扶桑”，下面的山上标出“流波山”；西面的岛上有一棵盘曲的松树，写着“日月所入”和“盘松”。然后是一圈略呈矩形的大陆，其弯弯曲曲的形状，就像一道被虫蛀出的虫道；上面的矩形方框内，写着近百个奇奇怪怪的国家、山岳和湖泊的名字（国家有41个），如“大人国”“比肩国”“不白山”“封渊”；还在北部居中处画了一棵巨大的树，旁边写着“千里盘木”。再往里一圈，又见蓝色大海，和大海上点缀着的数十个国家、岛屿或神山之名（国家有47个），其中混杂着我们熟悉的“日本”“琉球”等历史名称，以及“瀛洲”“方丈”“蓬莱”“不死国”“长臂国”等神话地名；最重要的是在海上，按照东南西北的方位，出现了四个标志性的地名：“东岳广桑”“南岳长离”“西岳丽农”和“北岳广野”（下文将详细讨论）。再往里，也就是这个苹果的果核部分，我们看到一个略呈平行四边形、有五条大河流贯其中的中心大陆；大陆上共有65个国家的名字，其中除了“中国”“朝鲜”之外，绝大部分都是在中国史书中出现过的历史国家如“大宛”“鄯善”“精绝”和“大秦”；地名亦然，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部分，上面清晰地标出了中国的五岳镇山（“华山”“衡山”“泰山”“恒山”和“嵩山”），东南还有一座“天台山”。有意思的是，两幅地图都在中央大陆最靠近中心的部位（图1更明显），画出了一座占据特殊地位的山，它就是“昆仑山”。地图作者在“昆仑山”字样之侧加上了“中岳”两字，还在“昆仑山”下两条河流夹峙的一个三角形部位，标出了“天地心”字样，表示此处是天地的中心。在奎章阁彩绘图（图2）中，“天地心”与“中国”是中央大陆——同时也是“天下”全部——两处最显眼的地方，它们约呈中轴对称，均由红色整体平涂；中央大陆上另一处红色标注的地域，是东部边缘的“朝鲜”，也就是地图作者的祖国；此外，还有“日本国”和“琉球国”也用红色标注，但它们位于中央大陆之外的海上，故与朝鲜“相比”，无疑离两个“中心”更远，也更为边缘。这一点也可以通过另一处细节的图形语言来说明，即“中国”和“朝鲜”是整幅地图中唯一两处其名字被镶以瓣状花边的地方，说明了二者之间的特殊关系（类似于“中华”和“小中华”）。
当然，对这个图像还可以有另外的解读。日本学者中村拓即从中看出了一个像章上的“男人的右侧面肖像”：他有着“仔细梳理的头发和张开的嘴”，中国“占据着这张面孔的中央”，其“下巴和脖子是安南和印度”；而“发型的前端或者东部”是朝鲜，“发型的后端或者西部”则是西方诸国[4]。这种洞见令人惊异，不过似乎还可以补充一个细节：一方面被中村拓称为“环形”的海外的“第二块大陆”，其实是一个接近于方形的形状（其意义将在后文揭晓）；另一方面，这个近乎方形的形状正好可以给中央的侧面人像提供一种外框，使中央的人像更加突出和显著，并使之看上去，犹如一幅18世纪欧洲贵族头戴假发的“肖像”。
那么，这幅“肖像”真的存在吗？作为一张古代朝鲜的“天下图”，它与真正的“天下”，也就是同时代的“世界”，是否存在联系？它难道不是制图者某种纯属偶然的制图效果，或者仅仅出自观图者异想天开的自我投射？
如果它真的是一幅“肖像”，那么它是“谁”的肖像？如果它不是，那么在它“奇怪”的表象之下，会不会也以某种特殊的方式，隐匿或折射着所在时代十分珍贵的历史情形和历史真实？
那么，它的原形或历史“真形”，究竟是什么？
一、形态与年代
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相似地图的发现，《天下诸国图》的形态已愈益为人所知。它的名称并不限于《天下诸国图》，也可以叫《天下总图》《天地图》《普天之下地图》，甚至《太极图》。当然，更多、更常见的名称则叫《天下图》。而且，它也不限于一幅单独的地图，而是一套地图册中的其中之一。一般而言，《天下图》位于地图册首页，其后则有《中国图》《日本图》《琉球图》《朝鲜图》和《朝鲜八道图》；有时，《天下图》也有可能放在整套地图册的最后。
其材质和工艺，除了一类我们前面有所讨论的彩绘图，还有一类是木刻印制图。中村拓指出，尽管彩绘图在数量上远远超出木刻图，但实际上彩绘图并不比木刻本更真实或者古老，而往往是对后者的复制，故中村拓的文章只限于对十二个木刻本进行描述和分析。[5]本文中的图3和图4，是两件出自同一版本的木刻本《天下总图》，其中图3来自韩国学者李灿的藏品，在地图整体之外的左侧边缘，刻印了“康熙二十三年甲子谨制”一行字，是所有《天下图》中唯一有制作年代的一件（年）。需要指出，这件图年款的位置在正图之外，字体大小不一且有欠恭正，与正图上的文字显然不同。此图尚存其他版本，但都没有文字，也显出此图的特别。另外，朝鲜王朝于明亡之后，除了在政府和外交公文上奉清朝为正朔之外，在私下和民间基本上奉明朝为正朔和沿用崇祯年号[6]，因此，该地图堂而皇之地署上康熙年款，不知何故。无论如何，17世纪晚期出现的这类图，是已知《天下图》中年代最早的图。
图3ˉ天下总图ˉ木版本ˉ32.5cm×31.5cmˉ年ˉ李灿藏
图4ˉ天下总图ˉ木版本ˉ31.5cm×32.4cmˉ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品ˉ号
现存文献中，虽然《朝鲜王朝实录》睿宗元年（）即有“《天下图》成”的说法[7]，但是除却一个名称，没有证据表明，这里所说的《天下图》与后世的实物相关。但是，17世纪确是频繁出现这类表述的年代，而且其文字描述与地图图像似亦多能相应。兹举三例。
（1）李光庭（—），《讷隐集》卷十八，《溪岩金先生行状》：
少日尝裒辑地志。为天下图。指点而叹曰：“对此，教胸襟较豁。”[8]
另，金坽（—）《溪岩集》卷六附录权愈（—）《墓碣铭并序》：
先生尝自为天下图。喟然曰：“吾观此，吾胸襟觉恢廓。其立意窍领之者既远大，岂肯苟开堂坛而畴其身哉。”[9]
（2）李明汉（—），《白洲集》卷十一，《戏书天下图》：
我之生也何局促，一生老此弹丸国。既未能鞭雷御风历天衢，又未能鼓枻乘桴环八区。假令早晩持节觐上帝，不过辽燕路一带。三峡三河吴楚间，大水名山如隔世。以此发愤欲狂呼，赤脚蹴踏天下图。[10]
（3）李沃（—），《博泉集》卷十四，《闻上挂天下图于便殿，命馆阁主文者赋七言律，臣屏伏私次，次其韵》：
曾闻汉帝指舆图，复挂吾王玉座隅。镇望星罗天有野，封疆绣错地分区。中流砥柱劳神禹，亘筑长城慑服于。莫道腥尘中土污，东周今日在箕都。[11]
第1例，在李朝文人金坽的行状和墓碣铭中，都提到了他作《天下图》的事迹。行状的作者李光庭是壬辰倭乱时的重要功臣，曾多次往返于明和朝鲜之间，也是金坽的同时代人；他在行状中特别提到金坽作《天下图》这件事，可以想见当时此事发生的影响。另，墓碣铭的作者权愈也是曾任过大司谏、艺文馆大提学等要职的重要官员。[12]两处文献均提到，《天下图》囊括宇宙于方隅之间，起到“恢廓胸襟”的作用。这种表述应该源自宋版书《历代地理指掌图》中托名为苏轼的一段话：“指掌上下，数千百载，离合分并，增省废置，靡不该备。此由胸中元自有名山大川，是以直寄笔墨，如此易也。”[13]现有《天下图》的尺幅均不大，但表述的世界却极为宏阔，亦可视为另一种《指掌图》。
第2例，透过李明汉的古风诗，可以鲜明地看出被囿限于天下一隅的李朝文人特有的隔绝感和空间意识，即“弹丸国”（朝鲜）之小与“天衢”（中国）和“八区”（世界）的恢宏无限的对比与冲突，而这也可以在上述《天下图》的图形语言中见出端倪。图中的中央大陆上，最引人注目的正是一条条纵横交错的河流和一座座巍峨的高山（“三峡三河吴楚间，大水名山如隔世”）。
第3例中的最后两句，则反映了李朝文人继清廷入主中原之后所产生的“小中华意识”，即认为“中土”现已被“腥尘”所“污染”，而原先被称为“东夷”的朝鲜，则因为继承了周朝箕子的文脉和明朝的正朔，竟成为今天之“东周”（“莫道腥尘中土污，东周今日在箕都”）。虽然诗句中，“长城”意象并未出现于现存《天下图》中，似乎暗示此处的《天下图》，有可能类似于金寿弘所绘的《天下古今大总便览图》，其实质是描绘明朝地貌的巨幅中国地图；但是，诗句中“汉帝指舆图”（从“指掌图”化出）的用语，表明这里的《天下图》其尺幅应该不大，而这却与现存《天下图》暗合。除此之外，确实也存在着一类《天下图》或《天地图》（参见下文），它们正如诗句所言（“镇望星罗天有野，封疆绣错地分区”），将地上州郡与天上星座相对应，说明李沃所描绘的《天下图》，已接近于今天可见的《天下图》。当然，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既然《天下图》本身为包含《中国图》在内的一整套地图册，那么《天下图》的观众在观赏过程中，将紧跟着《天下图》之后出现的《中国图》中之意象，叠加在自己关于《天下图》的观赏经验之中，并非不可想象。
综合以上图例与诗文，我们把《天下图》出现的上限，初步确定在17世纪上半叶，或与上述诗文所作的时间同步。其作者或许与金坽有关。康熙款《天下图》的年代表示，它的形态应该处在此类图的一个相对较早的阶段。
例如，康熙款《天下图》的外圈大海上可以读到四行文字，按顺时针排列分别录为：（1）“天地之间相距四亿二千里”；（2）“日月广三千里，大星广百里，中星广八十里，小星广四十里”；（3）“东西南北四方各八万四千国，其中大国记，此地外无边大海，外无地”；（4）“东西南北相距二亿三万五十里”。这些文字杂糅了各种古典文本，犹如现代地图中的图例说明，给出了解读地图的主要条件，应属早期地图中本有的内容。其文本出处大致如下：（1）“天地之间相距四亿二千里”，此语不知所出，因它与中国传统天文学中所持的天地之间的距离“八万四千里”（道教典籍《玉书录》）或“自地至天一亿一万六千三百五十里”（据《开元占经》为张衡《灵宪》文）均有所不合，或与某部不知名的佛经有关。（2）“日月广三千里，大星广百里，中星广八十里，小星广四十里”，第一句出处不详，第二、三、四句语出佛经《妙法莲华经·马鸣菩萨品第三十》。（3）“东西南北四方各八万四千国，其中大国记，此地外无边大海，外无地”，其中第一句话“八万四千国”来自佛教常用语，因为“八万四千”是佛经中形容数量繁多的常用词，除“八万四千国”外，还有“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烦恼”等，不一而足；后面的话是对于地图的说明，应属地图作者所说。（4）“东西南北相距二亿三万五十里”，语出《淮南子·坠形训》，言东西南北四极各相距“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上述木刻本中的图例说明文字，在彩绘本中便很少出现了。就此而言，彩绘图系列图1、图2，似属于年代较为晚近的形态。
康熙款《天下图》的年代较早，还可见于某些文字方面的证据。例如，它的中央大陆“朝鲜”之上，有一座“龟山”，“龟山”之侧有一个“肃慎国”（图5）——这两个地名分别见于《山海经》中的《海内北经》和《大荒北经》；但在彩绘图（图6）中，这两个地名变成了毫无根据的“肃山”和“竜慎国”——显系地图在传抄过程中出现的讹变。
图5ˉ《天下总图》(局部)：肃慎国、龟山、圆袴
图6ˉ《天下诸国图》(局部)：竜慎国、肃山、圆乔山
具体图像的画法也可以成为年代的证据。例如在康熙款《天下图》中，海外大陆上北、东、西三个方位均画有一棵树，三棵树的画法明显不同。其中东方的“扶桑树”是一棵树干交叉的连理树；西方的“盘格松”是一棵直立的松树；而北方的“千里盘木”则呈现为一棵针叶树。与之相比，彩绘图中三棵相应的树已开始画得比较简率，但仍然能够看出与前者的承继关系。
以上讨论将文字讹变、文字和图像画法的详略与疏密当作年代的依据，但也存在相反的序列。如彩绘图中海外“日本国”之侧，康熙款《天下图》中的“圆袴（山）”（图5），在彩绘图中则是“圆乔山”（图6）。事实上，此处正确的反倒是后者（“圆乔山”来自“员峤”，海中仙山之一，出自《列子·汤问》）。彩绘图在某些地名上较之木刻本更为正确，这说明木刻本同样不是最初的祖本，而是与彩绘图一样共同辗转流变于某个未知的原始祖本。再比如，彩绘图比木刻图在中央大陆上多出许多地名：南侧，在后者用“蕃胡十二国”一笔带过的地方，前者标注了14个国家的名称；在西部亦然，在后者只标出了“西域诸国”的地方，前者足足增加了31个国名。黄时鉴据此将《天下图》分成“繁式”和“简式”两类，此处的逻辑反而是由简而繁而不是由繁而简；黄时鉴因此而怀疑学者GariLedyard将先繁后简当作分期依据的逻辑。[14]因为真实的历史情境经常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换句话说，由繁而简和由简而繁，都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不同方面，应该辩证地加以把握，而不是将单向过程绝对化。但总体来说，康熙款木刻图要早于彩绘图的年代序列应该可以成立。
如果再为这个序列加上第三个指标——一幅加上了经纬线的《天下图》（图7），或许就能够为《天下图》大致排出相对可靠的年代坐标。GariLedyard在为《世界地图学史》（HistoryofCartography）所写的《韩国制图学》一文中，将另一幅与图7出自同一版本的《天下图》称作“一幅‘退化’的晚期《天下图》”（alate“degenerate”ch’ǒnhado），其理由即在于：一方面，它较此前的《天下诸国图》内容更为简化（如大量减少了国名和在东、西、北方位省略了本来应该有的树）；另一方面，却在地图上增添了经纬线、南北二极和子午线等西方现代制图学特征，旨在“让地图看上去更加现代和‘科学’”。为此他将地图的年代定在19世纪晚期。[15]正如前述，GariLedyard单纯以由繁入简判定年代序列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其实，在经纬线包装下的这幅图，所依据的原型是一幅较繁式图更为古老的地图，其形态与康熙款图基本相同（包括“肃慎国”“龟山”和“圆袴”等字样），制图者只是在添加经纬线的过程中，可能出于图像整体性效果的考虑，才省略了对树的刻画。据徐宁对与此图基本同款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号《天下图》的研究，大致可把此图年代的上限定在年之后[16]，年代的下限应该可以到19世纪晚期。这样，关于《天下图》的形态和年代，我们可以达成几个初步的认识。
图7ˉ天下图ˉ32.5cm×42.5cmˉ年之后（更可能在19世纪）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ˉ号
（1）《天下图》传世和流行的年代大约在17世纪上半叶到19世纪下半叶之间，但典型的《天下图》应该出现在明清易代之后，也就是17世纪下半叶。之后，从现存大量《天下图》藏品来看，这类图在部分细节和画法上有所变异，但主体基本保持恒定。
（2）早期《天下图》应该有某些图例文字伴随，这些文字应与古代天文学、星占学、风水学相关（后文还将论述），但在后世大多被省略。
（3）早期《天下图》中，东、西、北三个方位的树的画法应该彼此差异，各有千秋，而在后世，这些特征会有所模糊甚至被取消。
（4）某些文字的讹变（如“肃慎国”变成“竜慎国”，“龟山”变成“肃山”）可以看作是年代晚近的表现；某些文字的增加（如国名），亦可看作是年代晚近的表现，须综合起来做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5）西方制图学特征（如经纬线、南北极）的增添和传统制图学特征的消减，亦可看作是《天下图》即将衰亡并被西方制图学所替代之表征。
以下，我们将相继讨论四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我们将通过重新观察和描述此类《天下图》本体的图像特征，对于已有学术史上主流观点进行重新考察和论证；这部分的次标题均采用了问号形式。
第二，在上述讨论基础上，我们将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厘定《天下图》图形知识的跨文化图像志来源。
第三，我们将从图形制作的层面，继续讨论图像设计者如何以中国文化的理想为依据，对原有图形进行一次又一次的重构，直至它呈现为现有的样貌和形态。
第四，通过案例考察《天下图》如何被使用的过程，我们将揭示出地图的制作者和使用者们在跨文化语境下所隐匿于图像表象背后之既复杂又矛盾的心态、欲望和观念。
二、观察与论证
1.为什么两个中心、双重五岳？
让我们先从《天下图》的中央大陆开始。
正如奎章阁彩绘图（图2）所示，中央大陆中两处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以红色平涂的“天地心”与“中国”，正好构成了中央大陆那张奇怪的男人侧面像的“耳目”，同时形成中央大陆上“一个天下，两个中心”的局面。[17]这一点显示了朝鲜《天下图》非同寻常的特点。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天下”往往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不可分割。中国现存第一幅世界地图《华夷图》（图8），即将中国（“华”）处理成一个山海环绕中的大陆，将中国之外的世界（“夷”）处理成周边的数百个地名。在图形表现上，“华”被详细勾勒出了轮廓线；“夷”的部分，除了朝鲜之外，所有国家均没有呈现出外形，仅以文字（国名）标识。“华”与“夷”（中国与世界）的具体关系，在这里以图形的语言，表现为一个“有形”与“无形”的差别。这种关系极力强调了中国作为世界中心的观念，成为一种图像表现传统并被历代舆图所继承。
图8ˉ华夷图ˉ墨线图ˉ79cm×78cmˉ年ˉ原石藏西安碑林博物馆
明嘉靖年间成书的《地理人子须知》（）中，出现了一幅《中国三大干龙总览之图》（图9）。该图的新颖之处，在于它以风水学说即“众山之祖”昆仑山向中国发出的三条龙脉（“干龙”）为依据，为上述中国中心论提供一种地理合法性说明。图中，昆仑山被表现在左上角，可以清晰地看到从昆仑山发出的北、中、南三条山势走向的脉络，从西向东贯穿。但这里，昆仑山并不是图像表述的中心，相反，它处在边缘；它的西面和北面均未得到表现，显然，对于书的作者徐维志、徐维事兄弟而言，除了中国所在的地方，其余方位并不重要，也不必画出（所谓“夷国之山不可考，亦不足论”）。[18]
图9ˉ中国三大干龙总览之图ˉ徐维志ˉ徐维事ˉ年ˉ出自《地理人子须知》和《三才图会》
这一传统显然也被朝鲜地图制作者所接受。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的《天下之图》地图册中，一幅《中国地图》彩绘图（图10），即把昆仑山画在画面的左侧边缘，并把它处理为黄河的源头。仔细观察可知，这里的“中国”与其说是当时朝鲜王朝的实际宗主国清朝，毋宁说是已被推翻但仍为朝鲜王朝念兹在兹的明朝；其版图强调的是长城之内的明代两京十三省，却把清朝的统治者集团相关的建州、女真和蒙古都画在长城之外。但是这一切又不能明说，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地图作者使用了“中国”这样较为笼统的称谓。
图10ˉ中国地图ˉ纸本设色ˉ30cm×18.8cmˉ18世纪ˉ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
但是，在与之配套并同时出现的《天下图》中，却出现了两个“中心”同时并存的现象——其中一个依然是传统的“中国”，另一个却是传统中位于边缘的“昆仑山”（“天地心”实际上是昆仑山的另类表述，详见下文）；在这种意义上，虽然不能说传统的中国中心观得到了颠覆，但至少可以说，它在一定程度上被相对化了。联系到《天下图》图像中，昆仑山同样被处理成黄河的源头，可以把传统中国中心观的“天下图”（例如从《华夷图》经《中国三大干龙总览之图》到这里的《中国地图》），看成是被整体挪移到《天下图》中，成为其中央大陆中的右侧一半，那么，另一半又是怎么来的呢？
与之同时的另一种让渡，发生在“五岳”称谓的微妙变化上。我们注意到，传统的“五岳”自从汉武帝时代确立以来，一直保持着西岳华山、东岳泰山、北岳恒山、南岳衡山和中岳嵩山的称谓。但在《天下图》中，五岳仅仅以山的名称出现，没有一座被冠以“岳”的名义，其方位也没有得到合乎逻辑的排列（图11）。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岳”的称谓却从“嵩山”那儿被挪移到了其侧的“昆仑山”上，形成“中岳昆仑山”的表述。就在“昆仑山”的西侧，我们看到了另一个熟悉的表述是“天地心”，这意味着“昆仑山”不仅仅是“中岳”，还是“天地之心”。
图11ˉ天下图ˉ木刻本ˉ29cm×33cmˉ18世纪下半叶(李灿断定为17世纪末)ˉ尹炯斗藏品
不仅只有“中岳昆仑山”的表述，仔细观察还会发现，在地图中央大陆外围大海中，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还有四座岳山——“东岳广桑山”“西岳丽农山”“南岳长离山”和“北岳广野山”，这四座岳山加上“中岳昆仑山”，正好构成了在传统五岳之外的又一组五岳（图12）。这双重套叠的“五岳”系统并非偶然，而是出自一个精密的设计。一幅《天下图》的图例文字透露了图像设计者的用意所在，即“泰山、嵩山、华山、恒山、衡山”构成的是“内五岳”，“广野山、丽农山、广桑山、长离山、昆仑山”构成的是“外五岳”（图13）。日本地图学家海野一隆早就指出，第二组“五岳”和“天地心”的表述均出自唐杜光庭所著道经《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相关描述如下：
东岳广桑山在东海中，青帝所都。南岳长离山在南海中，赤帝所都。西岳丽农山在西海中，白帝所都。北岳广野山在北海中，黑帝所都。中岳昆仑山在九海中，千辰星为天地心。[19]
图12ˉ《天下图》细节：西岳丽农山、北岳广野山、中岳昆仑山、南岳长离山、东岳广桑山
图13ˉ天下图ˉ18世纪ˉ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右侧文字：广野山、丽农山、广桑山、长离山、昆仑山外五岳，左侧文字：泰山、嵩山、华山、恒山、衡山内五岳）
值得注意的是，杜光庭的“五岳”模式尽管显得荒率飘忽，但其中“青帝”“赤帝”“白帝”“黑帝”的说辞，说明这套系统与传统的“五岳”模式一样，仍然以汉武帝时期以来所建构的融宇宙（“五行”）、空间（“五方”）、色彩（“五色”）和政治（“五帝”）为一体的潜在秩序为基础，只不过在《天下图》的案例中，这种秩序已经从内（“内五岳”）而外（“外五岳”）扩展到一个更为广大的场域。这一场域充满着神话般的国名和不可索解的地名，但正如日本、琉球这样的历史名称与蓬莱、瀛洲、方丈那样的神话仙境比肩而立所示，尽管这里半明半昧、半文明半野蛮，仍然不失为一个可以认知、沟通和交往的人间。
需要解释的是外圈的大陆，即本文开篇所比喻的那个苹果中被虫子所蛀出的“虫道”，或者那幅侧面肖像的“外框”。这个大陆上尽管密布着近百个国名和地名，但其中竟然没有一个历史地名存在！较之文明的中央大陆和半文明的海上世界，这个地域无疑是一个“大荒世界”。
看上去，这样一个三重套叠的世界，非常接近于《山海经》所描绘的山海世界。那么，《天下图》是一幅《山海经图》吗？它真的是要图解一个《山海经》世界吗？
2.是《山海经图》，还是《九九州图》？
《天下图》与作为文本的《山海经》存在关系是毋庸置疑的。《山海经》共十八篇，由前五篇《山经》和后十五篇《海经》构成。无疑，这样的山、海和山海中的诸国世界，正好构成了《天下图》所要表达的内容。此外，它那由内而外三重套叠（由中央大陆、海上世界和外层大陆组成）的结构，也与《海经》中的《海内经》《海外经》和《大荒经》的内容恰好吻合。中村拓曾对一幅《天下图》做过统计，他发现，在该图的个地名中，有不少于个地名来自上述《海内经》《海外经》和《大荒经》。[20]
尤其是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古书《山海经》，历史上一直传说存在着与经文相配的图，称作《山海图》。明代杨慎在《山海经后序》中说：
九鼎之图，其传固出于终古、孔甲之流也，谓之曰《山海图》，其文则谓之《山海经》。至秦而九鼎亡，独图与经存。晋陶潜诗“流观山海图”，阮氏《七录》有张僧繇《山海图》可证已。今则经存而图亡。[21]
也就是说，《山海经》和《山海图》本来都是夏禹所铸的九鼎上的文字和图像；九鼎消失之后，只有《山海经》与《山海图》流传下来；至少在东晋时，陶渊明还在诗中说他“流观山海图”，也就是看与《山海经》内容相配的图；但到了后世，只有经流传了下来，图却与九鼎一样亡失了；同时，也使得后世的人们把寻找失落了的《山海图》的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
据中村拓回忆，日本著名地理学家小川琢治，即属于那些相信朝鲜《天下图》为佚失了的《山海图》的人群中之一员。[22]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学者。在年出版的《中外交通古地图集》一书中，编著者即将图12所示的《天下图》，当作后人补绘的《山海经》地理图之一；他们还在书中，将该图的标题和年代特意标注为“传说的山海经地理图（公元前年后，后代复原）”[23]。另外一些学者（如刘宗迪）虽然并不认定《天下图》一定是古代《山海图》的直接遗存，但同样断言：“这幅朝鲜王国的世界地图就是《山海经》所记述地理知识的形象图示……朝鲜《天下图》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对《山海经》的忠实描摹。”[24]
笔者曾经多次申言，习惯以文本为依据的历史学者在从事图像研究时，经常容易犯的错误之一，在于把图像看成是思想或文本无中介的直接体现；而实际上，图像不是透明的，而是一种具有物性的存在（笔者称之为“图像的物性”），它会在图像与图像之间（或曰图像传统之中）投下自己的重影。具体到地图研究中，笔者将“图像的物性”发展成为“图形作为知识”的方法论诉求，这种诉求试图不仅将地图的制作看作地理现实或思想的表达，而且看作制作者“情感与欲望”的表达，更呈现为一个有关图形形式的知识生成、传递和演变的客观历程。[25]例如在《天下图》的案例上，地图整体为什么会呈现为圆形？中央大陆为什么是现有的形状而不是其他任何形状？昆仑山为什么会变成一个新的五岳系统的中心？这些都是持论《山海经图》的学者们并不关心，也难以回答的问题，却为本文作者所不得不关心和回答。
另一个为《天下图》寻找文本来源的举措，是把地图中那极为风格化的环形大海环绕“环形大陆”的结构，看成是受到战国时期思想家邹衍的影响。其最早应该出于韩国学者金良善（），后来是另一位韩国学者李灿（），二者都提到实学学者魏伯珪（—）在著作《寰瀛志》中所引的邹衍的一段话：
中国四方之海，是号裨海，其外有大陆环之，大陆地外又有大瀛海环之，方是地涯云。[26]
鉴于邹衍著作已亡佚，查证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相关的原话为：
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
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27]
中国学者徐宁认为《史记》的记载与《寰瀛志》中的记载“有很大出入”[28]，似有所不逮。实际上，魏伯珪在他的《寰瀛志》初编中收入了一幅自名为“利玛窦天下图”的地图（图14），他在序中即称其为《利玛窦九九州图》。[29]鉴于该图实质上即当时流行的《天下图》的一个变体，换句话说，当他把这幅90%与《天下图》重合（只是把地图原先的圆形改成了矩形）的地图叫作《九九州图》，即意味着《天下图》在魏伯珪心目中，也是一种《九九州图》，而这显然与《史记》中邹衍的描述一致。也就是说，中国可内分为“九州”（小九州），它本身又是中央大陆上的“九州”（大九州）之一，被中央大陆外的一个“裨海”所环绕；然后，在外围的大陆中，又存在着相对独立的九部分，成为另一个“九州”；全世界一共有类似于中国那样的九州（大九州）八十一个，中国只占据八十一分之一；而在这八十一个大九州之外，才是另一道无边的大海（“大瀛海”）环绕着，这才是天地之间的边际。这一描述与前引邹衍的一段话并无矛盾；换言之，从内容上说，魏伯珪引用邹衍的学说来阐释《天下图》并没有问题。
图14ˉ利玛窦天下图ˉ魏伯珪ˉ出自《存斋全书》
唯一的问题存在于图形上面。也就是说，魏伯珪作为18世纪的实学学者，他可以从文献角度把《天下图》阐释为邹衍意义上的《九九州图》，但他并没有也不可能发明《天下图》的形式；这种形式在他之前，至少在17世纪下半叶即已存在，故而魏伯珪眼中的《九九州图》，并不是《天下图》的来源，仅仅是一种后事之师的巧合而已。
3.圆形：佛教寰宇图？
为什么所有的《天下图》都采取了圆形的形式？是因为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而这个来源又恰恰是一个圆形构图吗？
中村拓尽管不同意小川琢治失落了的《山海经图》起源说，但他仍然相信《天下图》有一个较古老的渊源，正如他文章的标题《保留在朝鲜人中的古老中国地图》所示；只不过这次的渊源变成了所谓的中国佛教寰宇图。[30]在他看来，《天下图》较近的前身是类似于明代章潢《图书编》（—）中所载的《四海华夷总图》（图15）那样的图，它把佛教世界观中的南瞻部洲（人类所生活处）描绘成一个中央大陆，它的周围围绕着海洋和岛屿；东西两侧又被大陆包围；东部的国家有日本和大、小琉球，西部大陆上则有大秦国。整个地图的外形呈现为矩形，但中央大陆则约略呈现为一个牛头形或者一个盾形；中央大陆的核心是以北海和南海为轴线而对称展开的“五印度”或“五天竺”，其中“昆仑”位于中天竺偏东的位置上，并没有处在中心。
图15ˉ四海华夷总图ˉ年ˉ出自章潢《图书编》卷二十九
章潢没有给出《四海华夷总图》的确切来源，只是说它来自“释典……故存之以备考”[31]；但是，中央大陆的“盾形”形状和上面的“五天竺”名称，却把我们的视线引向另一类更为古老的佛教地图——《五天竺图》。图16即一幅现存于日本法隆寺的《五天竺图》，其年代可以追溯到年，但其原型却可以追溯到7世纪的唐玄奘和他的《大唐西域记》。关于这类地图的原貌和流传，黄时鉴做了这样的推断：“以《大唐西域记》为主绘制的《五天竺图》最初出现于中国，然后经高丽传到了日本，时间当在唐宋时期。当时的东亚佛教信徒渴望到天竺去朝圣，《大唐西域记》是他们随身携带的指引书，《五天竺图》是他们的路线图。”[32]从该图的示意图（图17）来看，虽然图上标出了玄奘在五天竺旅行的部分路线图，但该图更主要的功能并不在于此，而在于呈现一个以天竺为中心的理想佛教秩序。五天竺占据了画面的主要篇幅，以类似于中国五岳的理想化模式，按东南西北中的方位沿中轴线展开；在这个空间里，欧亚大陆上两个最为强大的世俗王朝——中国（震旦）和波斯——仅仅处于东部和西部边缘，更加强烈地反衬出以恒河、中天竺和南天竺为中轴的佛教中心的存在。
图16ˉ五天竺图ˉ年ˉ日本奈良法隆寺藏品
图17ˉ《五天竺图》示意图
正是这种理想化的空间秩序设计，导致这类地图（包括《四海华夷总图》）的中央大陆形状近似于椭圆形（更准确地说，一个“盾形”）。但李约瑟等科学史学者，仍然把这类地图当作“轮形（圆形）地图”来看待，认为它们不仅仅“起源于印度”，还像“所有的轮形地图”一样，可能都起源于一个共同的来源——巴比伦。[33]因为它们并非真正表达历史信息的地图，而是同属一类李约瑟称之为“宗教寰宇图”的地图；它们表达宗教理想和秩序的成分，要远远大于其事实的成分。
与《天下图》基本处于同一时间段的《四海华夷总图》也不例外。《四海华夷总图》的构图原则，表现为比《五天竺图》更机械的中轴对称原则——如“长脚国”对“无肾国”、“长臂国”对“蒲甘国”、“朝鲜”对“弗懔”、“日本国”对“西女国”，左右两半的国家、岛屿和半岛，完全呈现出镜像般的一一对应。与之相反，尽管看上去很相似，但《天下图》的构图原则在以下两点上却与之截然不同。
第一，《天下图》中央大陆的形状是不规则的，它的左右两半并不对称。
第二，《天下图》的图形是圆形，并不是椭圆形或“盾形”。
综上所述，佛教寰宇图并不是《天下图》图形的来源。
实际上，寻找《天下图》来源的线索不在别处，反而正在《天下图》本身之中。显然，我们忽视了其中的一类《天下图》（图18），它们有时候也叫《天地图》（图19），观看它们的重点不在“天下”之“下”（或“地”），而在于其“天”。图18是一幅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的《天下图》，其具体年代应该在18世纪；这幅地图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它在最外圈本来应该由“大瀛海”占据之处，安置了众多熠熠生辉的星座。这些星座是周天的“二十八宿”和“十二次”。前者包括东方苍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南方朱雀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后者指十二星次，由圆周外围的一圈字表示，包括寿星（辰）、大火（卯）、析木（寅）、星纪（丑）、玄枵（子）、娵訾（亥）、降娄（戌）、大梁（酉）、实沈（申）、鹑首（未）、鹑火（午）、鹑尾（巳）。根据中国古代的分野星占学，天上的“二十八宿”“十二次”与地上世界的区域（通常用汉唐时期的十二郡国或九州来表示）存在着对应关系，故通过天上星象的变动即可预测地上的人事祸福。图19的形态更接近于传统的分野系统，它的地上世界以中国疆域为主（同时包括十二郡国和九州），与天上的“二十八宿”和“十二次”正好一一呼应。星象系统的呈现其实更好地显露了这类图设计之初的原始意图，即一种从空中（“天”）向下（“地”）俯瞰的视角；根据这种视角，加上东西地极上“扶桑树”和“盘格松”扮演着提供“日月所出”和“日月所入”的功能，我们终于恍然大悟，原来地图的圆形构图不过是天穹之圆和日月周行轨道的表现，是传统“天圆地方”观念的反映。一旦意识到地图的圆形其实是天穹的表现，那么也会相应明白，被几乎所有学者称作“环形大陆”的外围大陆，其实根本就不是圆的。它们在地图中其实或多或少都被表现得近似正方形，因为大地本来就是“方”的——用我们的话来说，即“一个神圣星空下的矩形大地”。[34]
图18ˉ天下图ˉ纸本设色ˉ18世纪ˉ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图19ˉ天地图ˉ纸本设色ˉ30cm×47.6cmˉ19世纪ˉ韩国首尔历史博物馆藏
4.世界图式：《疆理图》的变体？
正如中国现存第一幅世界地图《华夷图》所示，传统文脉中的世界地图往往呈现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中国以准方形或矩形形状，占据绝大部分位置，周围则散布着零零星星的四夷小国；二者之间往往被表现为一种典型的有形—无形关系，即有明确形状的中国与无形状、仅仅以国名表示的外国形成鲜明对比。它所采取的“计里画方”的绘图方式，与古代空间方位“四方”“八位”“九宫”同源，进一步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转化为一种有限—无限的关系（其中中国尽管重要，却不是世界的全部；外部世界尽管粗略，却是真实存在的），只要需要，也是可以触及的。这里存在着一种类似于画家王希孟所绘《千里江山图》那样的手卷式横向展开方式——物换景移。相对于中国世界的精确与可测量而言，外部世界并非子虚乌有，却有待于精确测量。一般而言，这种构图方式并不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houerhuana.com/hehls/7726.html
